针对目前媒体上所炒作的养老金“收不抵支”靠财政补贴的问题,前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鲍淡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财政补贴的压力主要来源于近一亿农民工尚未进入养老体系和90年代劳动保险制度改革所带来的高额成本。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分析,这些年不断增长的补贴标准也是支出不断增长的原因之一。
“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家底”厚实还是收不抵支?
近日公布的201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数据显示,去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收支结余3476亿元,年末滚存结余30376亿元,表明“家底”厚实。
争议在于是否剔除养老金收入中财政补贴的数额。《人民日报》11月23日援引观点称,如果剔除决算数据中的财政补贴部分,保险费纯收入是1.8万亿元,支出却是1.9万亿元,明显“收不抵支”。
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2014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扣除财政补助后,当期收不抵支省份已经从2011年的12个增加到14年的22个。
今年7月人社部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4》还显示,即使包含财政补助,2014年已有河北、黑龙江、宁夏三省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
“巨额”补贴背后:改革推高“补贴”成本
前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鲍淡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巨额”补贴背后的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是九十年代从传统的劳动保险制度向当前社会化养老制度改革时所带来的高额成本;二是有近一亿的农民工尚未纳入养老保险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逐步形成了由企业负担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局面,并规定劳动保险金不得在工人与职工工资内扣除,不得另行征收。这一局面在90年代被打破: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按照现行规定,城镇职工个人需缴纳8%的保险金,企业则需缴纳20%。
鲍淡如称,90年代的改革带来了所谓“高额”的补贴成本。他给记者算了一笔帐:在上海有将近380万退休人员,平均领取养老金的缴费年限是30年。90年代新政开始后,按照粗算,有的人交了一年就退休了,有的人交了22年,平均缴费年限只有10年左右。
“等于说按照三十年来计算的养老待遇实际上只交了十年,20年就是一个转轨成本。”鲍淡如说。
除了上述因素外,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分析,养老金支出的因素增多,养老金的征缴却并没有提高也是原因之一。据介绍,这些年保障水平明显提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月平均水平2015年达到2200多元,已经是2010年的1.7倍。
但简单的调高费率并不现实。“中国养老保险的法定费率合计达28%,在世界上已经属于较高水平;而且,上一代人未缴费造成的‘窟窿’,全部由下一代人来弥补的话,会造成在职职工缴费负担过重,出现代际间不公平。”郑秉文表示。
对此,鲍淡如认为,对照社会保险法来讲,当前的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仍未充足,而足够的参保人数才是进一步降低费率、减小职工负担的前提。
目前,中国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人数约为三亿,其中领取人数的是八千多万,缴费的是两亿多人。鲍淡如指出,按照《社会保险法》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民应当参加养老保险,而相当一些地区农民工仍没有加入进来,这个数字可能超过一亿。
“按照一个人一个月交300多块钱来计算,一年总的缴费可达4000多亿。”鲍淡如称,“如果一亿多农民工进来的话,那么赡养比(工作的人数同赡养人数之比)就会更加平衡,应对今后老龄化高峰也就有了很大余地。”